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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批判精神(精选9篇)
一、资本主义精神的再梳理
韦伯认为, 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以马丁·路德为创始人的基督教新教可以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滥觞。马克思在评论西欧宗教改革时说道:“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 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 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在对新教促成资本主义精神发育过程的具体考察中, 以下几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韦伯命题。
1、天职观
在本书第二章开篇, 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几段文字揭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惜时、守信、公正、节俭、量入为出、资本增值, 颇具功利主义色彩的“美国佬哲学”形象地勾勒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大致轮廓:“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这种“道德伦理”所宣扬的“至高之善”, 便是“将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视为“个人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这种“生活准则”宣称“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 忠于职守, 尽心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是个人天职。以劳动取代了苦修的禁欲主义, 新教为尘世间个人的谋利动机进行道德合理化的洗礼。
2、传统主义
传统观念中关于劳动的看法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资本主义精神“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对手, 就是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 称之为‘传统主义’。”“人不是天生就想挣很多钱的, 他习惯了目前的生活状态, 认为挣到现在需要的那么多钱就足够了。”近代资本主义前进的每一步, 都要受到这种来自于前资本主义、具有主体先验色彩的思维路径的阻碍, 打破这种传统主义思维定势的束缚无疑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之势。新教以通过宗教教育树立了人们对于工作的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鼓励人们通过工作来获得财富, 并将劳动视为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 从而扫清了传统思维中种种不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因素。“圣徒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新教将劳动视为信徒荣耀上帝、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条件之一, 这对于笃信基督教的世人来说, 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3、工作道德
新教伦理不仅将劳动宣扬为天职, 同时也为人性中的恶欲设定了伦理禁欲。正反两方面的规定构成独特的工作道德观。
禁奢侈。新教倡导节俭、低调的生活方式。于该书第二章罗列的富兰克林的训诫中, 我们能够对新教徒生活方式有所了解。“这类企业家总是会注意避免花费一些不必要的开销, 他们从不自吹自擂, 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权力而目中无人。他们反而会为了自己的名誉感到难为情。”
禁懒惰。新教确定, 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善行得救。“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 生活中至关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 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 通过勤勉努力的工作, 个人才能够获得最高的善, 也就是被挽救的确定性。
财富的双重性。当财富使得人们无所事事, 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中时, 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们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 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为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 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 通过个人勤奋的劳动获得的财富, 才是为道德所认可的正当财富。
4、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观念之一。个人主义认为, 在没有任何严格社会等级制度的情况下, 机会是无限的;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才华与奋斗的决心;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坚定地做自己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受外界太大影响;祈祷与工作是人们每天都应当做的事情;最受人鄙视的不良品质就是懒惰吃闲饭。个人主义的盛行无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以上几个关键词帮助我们重新梳理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寓于新教价值观中的理念, 包括个人主义, 工作道德, 以及相信个人有能力、有义务创建尘世天堂等, 加深了人们对于道德戒令的感受力, 极富创造性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固有局限,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出重要的道德提撕。
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独特心性
文化“化”人, 不同的文明孕育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中国学者谈到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的时候, 通常会倾向于将其与在中国人心性养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对比。为何拥有丰富传统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却未孕育出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养分?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 我们必然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即儒家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心性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始终没有出现系统化的宗教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筑下稳固根基。在宗教问题上, 中国人倾向于多神崇拜, 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对特定宗教的笃信, 同时也说明了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何不如基督教在西欧各国历史上的地位。面对理性与信仰的问题, 中国人通常是“以道德代替宗教”。例如佛教传入之后, 诸如轮回、报应等佛教观念虽对中国人心性产生深远影响, 但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意义上的。由此, 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关儒家文化在民族精神养成中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了解。
1、性善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 意为人性向善, 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提出。以性善论为出发点,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 提倡以“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的信念来处理人际关系。
2、“礼”。
儒家重“礼”。“礼”原为古代祭祀文化的遗骸, 经儒家思想不断地平民化洗礼后,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 成为民众平常生活礼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精神上无形地牵制与束缚了个人日常行为。
3、命定论。
《论语·颜渊》中讲到:“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先秦儒家、道家宣扬命定论, 认为冥冥神灵决定凡人命运, 主张“尽人事, 知天命”, 服从命运的安排。命定论为当时统治阶级所用, 对其阶级统治进行道德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但是, 命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夸大命运的神秘色彩, 消弭个体的主观努力, 这无益于个人拼搏精神的养成, 更无益于社会的发展。
4、境界论。
境界论是探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例如,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体现了儒家思想注重内心宁静平和与自我超越的境界。再如“中庸”的思想, “中庸者,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 而平常之理, 乃天明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一直被视为只有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 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到了道德标杆的作用,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孜孜以求、为实现奋斗不息。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注重的是个人德性上的超越。道德之事不假外求, 只须在心性修养上下功夫便可葆之不失, 这便将外在的伦理道德内化为个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东西。然而, 为论证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需要, 文化中很多积极因素被统治者重新诠释, 以达到安抚民众、服从阶级统治的目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理念深深禁锢着中国民主意识的发育, 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未能培育出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土壤。
三、两种文明的反思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调节机制, 在协调历史主客体相互关系时, 发挥着双重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 总是与特定国家、地区、民族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相结合, 形成各具特色的宗教体系。这些不同宗教体系虽在本质上大同小异, 却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不同认识与见解而积淀出不同的文化与价值选择。相比而言, 新教伦理倾向于关注人们现世幸福, 而我国传统文化却执着于“境界”追求。新教伦理中的工作道德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并非相互不可通约。而存在于两种底蕴相去的文化观念间的张力,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既是困境, 又是动力。
我们亦应本着批判的态度审视这两种文化理念。应当看到, 新教伦理助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将经济发展推向极端。西方资产阶级片面追求利润的本性将科学与理性演绎成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 科学沦为西方资产阶级掠夺利润的工具, 个人失其主体性, 全面自由发展成为空谈。而在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观念中, 对于“境界”的过分追求, 使得对科学技术的探索被视为“奇技淫巧”;假文化之名以满足狭隘政治目的的儒学教义, 在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下意识层面留下深深的烙印, 使中国人惯于将希望寄托于“清官”、“明君”, 却无视自身主体性, 不敢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思维模式不仅禁锢了民主意识在中国的孕育, 同时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羁绊。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哀兵必胜, 指处于处于劣势但努力改变现状的一方必定会取胜。笔者在此将自知自身之不完美而诉诸于不懈努力的心态比喻为“哀兵心态”。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初发挥巨大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哀兵心态”的典型代表。我们应当持理性态度, 积极探寻文化资源并悦纳其有益因素为己所用,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所用, 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群言出版社, 2007年。
[2]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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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干春松:《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 《新东方》, 2010, (2) 。
[5]林毓生:《鲁迅_国民性_论述的深刻性_困境与实际后果》, 《扬子江评论》, 2009, (1) 。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一直是我们传统儒学文化所缺失的重要内容.李约瑟对王充怀疑主义论的极高评价和对我国儒学怀疑主义传统的客观分析,一方面肯定怀疑主义对中国自然科学思想萌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应该对这种科学批判精神进行更好的提炼和整合,更好地吸收融会中西方科学思想精华.
作 者:欧阳雪榕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开封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234.8 关键词:儒学 怀疑主义 科学批判精神 王充 李约瑟
摘要:教学过程是教学主体教与学的双边互动过程。随着科技和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提高,教育中教学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教育技术成为现代教学过程的重要特征和指标,技术贯穿着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教和学的活动变得越来越程序化了,技术的含量越来越高,情感的成分越来越少。教与学的活动过程中,功利性因素占据的成分太多,致使教学中的主体(人)——教师和学习者都不能真正体验到教学生活的自由和幸福,究其实质是对教学活动的背离和异化。因为,对于本真意义上的教学而言,我们要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亦即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平等对话,而非教学过程的线性描述和机械呈现。
关键词:教学过程 技术 交往 批判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教育中的教学活动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到初具规模的班级授课、由直白的经验型到相对多元的科学技术型,逐步形成了具备一定的特征、模式相对稳定的教学过程,这种教学过程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教育技术的烙印[1]。凡事都有两面性,教育技术在给教学带来便捷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副作用。教育技术在各学科各学段的广泛运用,给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意义的教学过程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与问题,如何让教学过程中的主体能够清晰认识到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意义,它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工具和手段,对于突破当下课堂教学改革的瓶颈,深化教学中人的因素,或许可以另辟蹊径。
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教学过程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学习者通过教学媒体所进行的学习过程。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是旨在创造一个无威胁性的融洽气氛,师生之间、学习者之间积极交往,充分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及分享权利,以致形成一种课堂的“群体动力”(groupdynamics)[1]。技术的因素渗透在有思维指导的活动,教学活动也受思维的控制和影响。其实,教育教学中任何技术的作用究其根本最终都是引导者作用的延伸和外显。因为,相对于学习者来说,教师(引导者)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是积极主动的,是“人为”干预的,技术是消极被动的,是“为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学活动的一致性即教与学两个单项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教师的“教”,是为了提供学习者发展的条件;学习者的“学”,是为了内化吸收这些条件。二者共同成就学习者全面发展的现实。我们知道,从教学论的本质来说,教学是一种师生双边互动过程,师与生、教与学必须同时存在。缺乏任何一方都不能称其为“教学”。一方面从“教”的意义上来说,教师要把相关“教学要求”内化为学习者的“自我需求”,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作用,在主观愿望上对新知识产生好奇和内驱力,随之产生的学习活动是主动自觉的,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从“学”的意义上来说,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则是在教师的有意识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讲授方式、媒介、教具等都只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达成育人目的的外部因素。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学校的信息化教育日臻完善。然而,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滞后,信息技术却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学工具,信息技术只是辅助教学的手段,主要充当新形势下教师“满堂灌”的工具。拿部分学校多媒体课堂教学来说,所谓的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教学只是被搬家的黑板而已,以往的教师工整的板书被一张张PPT代替,以往教师的照本宣科发展成为照片宣讲。昔日教师的口灌变成了“电灌”,“灌”得学习者头晕眼花,学习者原本应有的思维空间和思维火花,被冷漠地屏蔽和剿灭。此情此景,计算机与其说是一个演示和播放工具,不如说是一个便利的写字板和超级“注射器”。在一些学校,多媒体教学被弄得声名狼藉,加上有些教师因循守旧和缺乏基本信息素养,多媒体教学被揶揄为花拳秀腿和花里胡哨。的确,缺乏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支撑,不能有机地与学科课程相融合,多媒体教学技术或其他信息技术很可能成为一堆高档的教学装饰物。
教学是科学,教学也是艺术。教学中教师的角色是双重的,通过言语的讲授和肢体语言的表演,调动学习者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成师生交往的情感交流过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的。所以,教学中“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师生是教学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人机对话”形式的机器教学是无法满足师生情感之间的共鸣和共享的。
二、学习者在学习过程的主体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将教育定义为“教师的教和学习者的学的共同活动”,“学习者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并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3]。
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对教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微课、翻转课堂等新教学模式的出现,媒体信息技术与虚幻模拟空间的并存改变了教学的形式和信息传递的方式。归根到底,教学是师生双边的认知与情感的互动过程,技术的运用终究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旦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夸大化,喧宾夺主,就会背离教学的初衷和宗旨。
在作为学习工具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更是让人担忧。多数学习者仅仅把信息技术看作是一种能快乐地复制和粘贴“学习成果”的“魔杖”。在轻快的技术操作中,不仅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缺席,而且消弭了“抄袭和剽窃”的罪恶感,起码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在操作的快感中不知不觉地沦丧。当然,这不能够完全责怪学习者,主要的责任在于学校和教师,因为根本的症结还在于缺乏有力支撑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学习媒介的教学观念。
多媒体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学习媒介和手段,如要发挥其有效性,需要给学习者呈现超出目前认知水平的任务,需要学习者投入高阶能力特别是高阶思维能力,如比较、鉴别、分类、归纳、分析、推论、证明、概括和阐明主见,等等,需要引导和培养学习者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分析、综合加工的能力,把信息技术作为智能伙伴,使信息技术支持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有效地成为思维发展的参与者和帮助者。显然,这需要教师去设计、开发和运用新型的教学模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知识的获得都来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源于人的感官对周遭客观世界的经验感受。实践是人们验证真理有效性的唯一途径。人们通过主动的反思学习和去伪存真的过程,将认识由感性上升发展为理性,经过检验的理性认识又同时发挥着指导实践的作用。教学的本质是互动交流过程。据此,现代教学论明确指出,课堂交往冲突是课堂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师生、生生课堂交往的一种基本互动形式。[3]所谓交往是在平等对话理念指导下,以语言为主要交往方式,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或者师生与文本之间的意义建构活动。交往的目的是通过平等对话的教学过程,教师和学习者都获得各自意义上的发展,即教学相长。教师获得自主内在的专业成长,学习者获得智力、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体验和发展。真正的对话是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师生之间的对话需要教师具备两种基本的素养:一是要“知事知人”即了解学习者,选择适宜的教学策略,做到知己知彼;二是要“表演兼具”即调动学习者全身心投入,不能单方的“自说自话”。对话双方存在极大的距离“落差”,教师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学习者,没有情感交流与互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或者说,那些只有“落花渐欲迷人眼”的课堂独白形式表现而无师生之间主体性对话的所谓教学是伪教学。是否运用信息技术成为时下衡量一堂课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各学科老师都热衷于制作精美的课件却忘记了课件的服务对象,教学在美轮美奂的切换中进行,没有质疑,没有交流,只有教师的独白式表演。教师可有可无,机器代替了教师,教师的任务是轻点手中的鼠标而已。
三、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交往
交往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之一。交往不是静态单向度的,而是动态地表现出来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流通、相互理解,这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5]。为了迎合一些评课标准,有些课从头至尾充斥着幻灯片演示和音频播放等,欣赏图片和听音乐占据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课堂中“人”的因素越来越少,教学的本性——“为人性”和“人为性”无处可寻。“为人性”是因为教学面对的是学习者,教学活动是为帮助学习者获得知识、方法、价值层面的训练。“人为性”是因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师和学习者,教师和学习者双方需要根据各种内外在因素调整设计自己的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在“人—机”对话的教学中,教师的个性和创造性被技术理性所排斥,教学的价值属性被淡化。教学中预设的、既定的成分太多,生成性的成分太少,知识的获得形式也变了样,不是在交流互动中生成知识,而是静态地单向度地传授而已。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信念、学习参与是学习素养的重要内容,这些非智力因素的获得不是靠机器的操作而是平时与教师的交流互动中获得,教师的点拨、鼓励与激发都能够唤起学习的热情。
科技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琳琅满目的教学软件充斥着中小学习者的课堂,数字化、白板成为教学的常态,没有教学软件就意味着落后不达标。原本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也会变换成幻灯片,美曰其名“启发式教学”,为了设置情境的需要。对话是一种有选择的行动过程,师生在对话中发现问题,人—机对话无视教学中人的存在,冷冰冰的机器无法传递出除语言以外的诸多信息。有时,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示意都会对学习者产生很大影响。
学习动机和学习信念不仅对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学校教师教育的重要成果。教学中多媒体技术要服务于教学内容,不要为了追求看似华丽的形式而使用,要让多媒体发挥技术媒介的作用,一切以学习者的实际为出发点。
四、教学过程的实质:交往互动、经验共生
教学有它的价值追求。任何一个教师在教学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目的,最通常的意义上,教学的价值是为了最大程度促成学习者的发展,实现教学中人的价值。今天,技术成为与“现代”挂钩的根据和标准,一些学校和教师追求技术至上,运用技术的课堂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高效课堂,会运用技术的教师被认为是高素质的教师,能够操作机器配合教师的学习者被认为是训练有素的。这种新型教学媒体为特征的现代化课堂教学追求的是效率的快速呈现,忽视教学中过程的生成和创造。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与人打交道的独特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特殊性是一个经验共享的过程。把学习者培养成未来社会的人是教育对人主体性的弘扬。学习者是正在成长中的人,有一定的主体性,由于人的各项器官机能的非完善性,学习者有培养和提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就凸显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习者的发展分为两个层面,从心理层面来说,是指通过学校教育使学习者的智力、非智力因素得到整体和谐发展;从社会学层面来说,学习者的发展是指以德、智、体、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适应性。导致人的自我异化和片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对抗性表现之一就是“人——物”关系上的对抗。“人——物”对抗是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倒置。在黑格尔的“自我和他者”关系中,真实的自我是一个与“他者”处于相互规定中的关系性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性就是“相互承认”。教学中的“教学相长”就是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承认,也只有教学这样一种特殊交往活动才能有自我与他者的统一。教师向学习者传授自己的心得,言传身教,学习者表达自己的质疑和不解,在相互交流理解中共生共长,达到“视域融合”。在“人——机”对话的教学中,这些都无处可寻。技术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运用的方式方法。技术过于浓厚的课堂,无法听从师生内心的声音,情感就无法升华。
教育现代化是指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教学中教师采用现代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不是有了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包装就实现了现代化,关键是观念和思想的更新。
参考文献
[1] 王慧霞.教学过程中的教育技术泛化[J].宁波大学学报:教科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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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谭军武.在自我与他者之间[J].读书,2010(6).
[作者:王慧霞(1978-),女,新疆昌吉人,天津教科院名师名校长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张斌(1978-),甘肃古浪人,天津工业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讲师,硕士。]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文艺生产,文化工业
2014年10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文艺创作必须符合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要实现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会议认为文艺创作原则是“为人民服务”, 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总体说来, 这次会议批判了过度的文化消费主义, 强调文艺创作的良知与责任, 主张文艺作品在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时,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一、文化消费主义的含义与特征
所谓的文化消费主义, 是指文化创作以获取市场利益为目的, 以大众的娱乐需求为价值导向, 文化创造的经济价值追求超过甚至取代了文化价值追求, 文化产品的娱乐功能超过乃至排斥了审美体验和精神教化功能。具体说来, 文化消费主义主要有以下两大特征:
一是文化产品的娱乐性。文化消费主义主要以大众的娱乐趣味为导向, 通过迎合大众的“快感”需求, 过分重视文化产品的娱乐性, 忽视文化产品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教化作用。传统作家, 在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注重文学作品的崇高性、纯粹性和艺术性, 试图用人性的力量去祛除现代文明中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杂念, 其文艺作品往往充满人文气息与人性关怀。然而, 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下的现代作家大都选择迎合读者趣味, 片面追求销售量和市场利益。“80后”与“90后”作家往往以一种寂寞、小资、反叛的姿态写作, 通过青春躁动、欲望宣泄、都市情调、物质主义等主题来吸引年轻人的阅读兴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新出现的网络作家, 借助网络写作门槛低、实时交互等优势, 采用通俗化、夸张化的言说方式冲击着传统的文学体制。消费文化的过度娱乐性必然会造成文艺作品的庸俗性、低俗性、甚至媚俗性。鲍德里亚批判媚俗性表现为“真实含义的缺乏和符号、寓物参照不协调的过剩”1, 例如当代的“下半身写作”和“玩文学”, 过度膨胀的媚俗性文艺作品, 必然会导致文艺作品精神贬值化, 不利于文艺生态健康发展。
二是文艺作品生产机械式。文化消费主义, 为了最快满足消费者体验需求, 最大化获取经济效益, 一般采取机械化复制生产, 缺乏必要的创新性, 因此一般的文艺商品, 具有模式化、快餐式的特点。在今天, 文艺生产的过程越来越类似于工厂的生产线, 不仅包括立项、创作、合成、包装、推介, 还包括改编、传播、营销乃至由文艺作品衍生的产业链等。文艺创作, 同工厂生产、媒介传播相互结合, 文艺生产显示出了新的格局。文艺生产的机械化, 使得文艺作品过分重视产品包装、媒介传播、市场推销等外在表现形式, 忽视文艺作品内在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 使得文艺作品“徒具其表”, 不利于人们美学享受和精神升华。
二、文化消费主义的批判理论
文化消费主义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关于文化消费主义, 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关于“文化生产”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 因为从前人类活动的都是劳动, 都是工业, 都是自身已经异化的活动”2。马克思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 就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就某些精神生产部门, 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3。其意思是指资本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艺术生产, 艺术家发生了“异化”, 蜕变为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 艺术作品也就变为标准化、程式化的商品。
根据马克思这一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 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 将文化工业所呈现的这种生产方式称为标准化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所谓的标准化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批量生产和机械复制, 缺乏必要的风格与个性, 并给所有的商品都贴上同样的标签。文化工业抛弃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 而把它纳入到消费领域, 使其成为一种商品, 个体的个性以及创造性都被消融到这种程式模式中, 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工业极力推崇的样板生活拷贝。艺术作品被彻底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了。
此外, 洛文塔尔提出了对“通俗文化”的批判, 他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中, 认为树立“消费偶像”的“通俗文化产品全无任何真正艺术的特征, 它呈现的真正特征是标准化、俗套、保守、虚伪, 是一种媚俗大众的商品”4。博德里亚也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 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单纯消费其“使用价值”的社会, 同时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认为任何商品化消费 (包括文化艺术) , 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表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辨别生活水平高低的文化符号, 因此人就陷入了精神颓废和审美生态危机中。
三、文化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
伊格尔顿曾经指出, 在现代商品社会, 艺术一方面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创造, 另一方面是一种经济方面的生产实践5。也就是说, 文艺活动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它既要关注人的精神文化与心理需求, 也要注重市场资本与商品流通。在现代社会, 文化消费主义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消费主义的负面效应对人文精神、社会道德、审美价值观念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文精神的沦落
对于消费主义的种种失范表现, 众多学者表达了对“人文精神”的忧思, 因为所谓文化消费的本质即在于“消费”, 当文化产品完全按照市场消费模式进行生产流通时, 文化产品的“商品符号”属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艺术价值”属性遭到极大的压抑, 必然会影响到个人精神享受的满足和文化价值的选择, 从而使得社会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高速的运转模式中刺激了感官, 满足了欲望, 最终却导致文化的沉沦和精神文明的堕落。机械生产这种工具理性, 在生产当中, 过分重视复制数量和速度, 忽视了产品的特质与内涵, 长此以往, 压抑了人性, 使得人缺乏活力而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2. 文艺价值的缺失
文化消费主义,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早期对于我国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思想控制, 个人人性回归、繁荣市场经济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和传媒技术的广泛普及, 过度的文化消费主义往往带来的是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和雷同化, 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造成社会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浪费, 最终导致国家文化产业的落后和集体文艺价值观的缺失。邓小平曾曾经提到, “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 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者光荣称号的人, 广大群众表示愤概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 把精神产品商业化的倾向, 在精神产品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学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6。因此我们在架构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中, 尤为注意文化消费主义对文艺者的危害, 着力强调文艺崇高性、道德性, 以纯粹的文艺价值和伦理体系去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
3. 文艺生态的破坏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 很多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即艺术塑造演变成为迎合大众, 这样诸如审美、幸福、存在、自由等艺术体验就淹没在虚浮的文艺商品使用的快感上, 这样使得现代大众文化“大行其道”, 而传统的精英文化则遭遇生存危机。在今天, 影视文艺、网络文艺、流行歌曲, 风行一时, 而戏剧、皮影戏、泥塑、剪纸等传统艺术形式则遭到冷落;流行的时尚文艺、网络小说、青春偶像剧一路风光, 古典文艺、传统文学则被严重边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文化高速传播, 生产的批量化使得文化工业产品统治市场, 更加剧了这种“马太效应”。
四、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 抵制文化消费的负面效应
1. 保护文艺生态, 维护文化消费的多样性
当代的文艺消费系统包含着大众文艺消费、精英文化消费、官方文化消费等, 体现了现代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文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 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 既要保障现代大众艺术的健康发展, 又要注重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文艺消费必须从文艺生态建设的高度着眼, 自觉保护文艺物种, 维护文艺消费的多样性, 保持文艺和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防止在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不同社会阶层文化、不同时代文艺形态中, 出现比例失调和结构性缺陷的问题。
2. 坚持文艺作品的创新性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提过“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文艺创新方针, 认为一方面文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 鼓励文艺作家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文艺创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 又积极主张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成果, 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实现中国文艺创作的长足发展。在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下, 文艺创新更为可贵, 文艺创作要打破文化机械化复制的生产模式, 张扬文艺个性, 体现时代精神, 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3. 处理好社会道德与大众娱乐的关系
市场经济行为中的文艺创作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时,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艺作品是以人为最终审美对象的作品, 也必将人的全面发展和高度解放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文艺创作者要有职业责任与创作良知,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7, 要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人文主义关怀去重塑人的道德良知和精神信仰,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在消费文化语境下, 文艺只有发挥它寄寓在自身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功能, 如引导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认识, 引导人对自由的追求等等, 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艺术价值, 而不能沦为一次性消费的商品。
4. 坚持人民是文艺的评判者
坚持人民是文艺的评判者, 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8。艺术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但必须要以现实实践生活作为支撑。文艺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 要以良性的社会需求为导向, 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情怀去观照现实社会, 弘扬社会正气, 赞扬社会美德, 用人文艺术气息去联系人民, 感染人民, 关怀人民, 促使社会良性发展。
文化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享乐主义文化形态, 体现了现代世俗性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曾经对人的人性回归和去意识形态化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当下, 其弊端日渐明显, 甚至可能成为道德沦丧、价值崩坏的重要祸首。正确运用批判性价值观, 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性和历史性文化批判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文艺观, 有利于正确规范文化消费, 保障我国文艺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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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美霞, 何志钧.文艺研究:面向文艺生产、消费的潮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 .
1.1 地域主义
目前公认最早的明确“地域主义”概念, 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建筑理论家L·芒福德提出的。地域主义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的探讨:1) 来自于对本土建筑自觉性的探讨;2) 来自于对建筑全球性的批判。由于许多地方受到现代文明的侵入, 产生了地域特色消失、文化面貌模糊的结果, 人们开始对人造环境产生了认同上的危机与空间的失落感。地域主义的产生主要是试图在地方与中央、民族与国际之间提供一种平衡的态度, 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兴起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文化运动的表现之一。
1.2 批判的地域主义
“批判的地域主义”是继十人小组以后公开并且是强调其与现代运动关联的第一个理论上的声明。“批判的地域主义”是由亚历山大·仲尼斯 (Alexabder Tzonis) 和丽安·勒法维 (Liane Lefaiyre) 提出, 在解释“批判的”和“地域主义”这两个词时, 仲尼斯和勒法维强调, 通过使用“批判的”一词, “地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机会, 而不是一种反面的限定。在这里, “批判的”一词所表达的是通过建筑解释抽象评价和再译价值的过程。“地域”也可被看成是支持个性认同的对立于无感觉的国际主义的概念。
2 建构
2.1 建构理论的提出
建构“Tectonic”一词最早作为建筑术语出现是在19世纪, 真正在建筑界得到广泛的重视则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以肯尼思·弗兰姆普敦教授的重要论著《建构文化研究》为标志, “建构”开始成为当今建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现今在建筑界内提出“建构”的概念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那就是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 地域“场所”形式正在日渐消失, 世界各地的建筑正在走向趋同化, 不同国家的都市之间的差异性日渐减少。怀着这种担忧, 弗兰姆普敦提出了以“批判地域主义” (Critical Regionalism) 为主要内容的“抵抗建筑学” (the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 提倡在关注地方背景的前提下, 使用现代材料, 希望它的提出能作为解决前面问题的理论基础。而其之后的另一部巨著《建构文化研究》正是“抵抗建筑学”内容的一部分。
2.2 建构的定义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在《建构文化研究》中将“建构”解释为“诗意的建造”或者说“构造在建造过程中的逻辑性呈现”, 即“建构”具有技术和文化双重含义。他在绪论中写道:“无需声明, 我在本书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建构的技术问题, 而且更多的是建构技术潜在的表现可能性。如果把建构视为结构的诗篇的话, 那么建构就是一门艺术, 一门既非具象又非抽象的艺术。”
3 地域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建构的要素
3.1 地域的核心价值取向——场所
3.1.1 具体的场所
具体的场所主要是指场所的物质化表现, 包括地理地貌、可取材料、自然气候、技术条件等等非人为决定的因素。
3.1.2 抽象的场所
从原始的意义上看, 场所是人们生活的建筑空间, 由特定地点与其上特定形式的建筑组成。特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同特定的人造环境构成了场所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赋予场所一种总体的特征和气氛, 具体体现了场所创造者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况, 场所因此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和自然环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是人们通过与建筑环境的反复作用和复杂联系之后, 在记忆和情感中所形成的概念。从更为完整的意义上来看, 场所概念应当是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建筑与特定的人群相互积极作用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兼具物质功能和文化意义。
3.2 建构的要素
3.2.1 材料
在建构诗意的建造中, 提倡“诚实”地展现材料本身的特质, 使材料获得被“阅读”的可能, 并精细考虑各种材料放置在一起的方式。“对于这些材料, 我们怎样做或为什么这样做将会直接影响限定空间的表面的表现方式”, 空间的表面继而会影响空间的品质。触觉, 作为识别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特征之一, 与材料关系紧密。人们对环境的体验不仅限于视觉, 它对其他的认知功能同等敏感。对于材料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人身体在建筑中的体验。
3.2.2 结构
结构 (Structure) 被定义为抽象的力学概念 (由承重结构组成的体系用以承受作用于建筑物上的各种荷载) , 是构造形式的物质基础。“建筑具有本质上的建构性, 所以它的一部分内在表现力与它的结构的具体形式是分不开的”。
3.2.3 构造
根据建筑物的功能、技术、经济和艺术的要求提供合理的构造方案, 既作为建筑设计中综合技术方面的依据, 又是建筑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构造形式并非限于单纯的技术意义, 它可以超越物质所必需的构造活动而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活动即结构诗意的表现。
3.2.4 细部
所谓“细部”就是材料交接的处理方式及其构造表达, 可以充分体现出建筑师在制作过程与设计中的思考。对材料重要性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制作细部的专注,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是作为一种理念表达的工具存在。
4以卒姆托的瑞士沃尔斯温泉浴场为例
基地条件、空间需要、材料是促成一系列特殊形态关系的重要方面。在建筑材料方面, 整个建筑从外至里都是用当地的石英石作为表皮;片岩构成的承重体尺寸庞大, 它们已不是柱或墙, 而是矩形的墩子。石墩的大小各有不同, 多数在4 m×8 m左右, 不均匀地布置在基地上, 通过占据空间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 石墩内局部“挖出”更私密的小空间, 没有梁, 混凝土的楼板从石墩的顶部一面、两面或三面悬挑出来。楼板之间留有6 cm宽的缝隙, 用透明玻璃密封;在结构形式上, 承重形式:承重墩, 既非承重墙也非框架;承重体与楼板关系:无梁楼板从承重墩不对称地出挑;楼板之间的关系:断开的相互独立板块;楼板与天窗的关系:天窗作为楼板板块之间的缝隙。屋顶既是建造关系又是板块关系, 实际上与山坡相连, 形成一片镶嵌着一条条玻璃隙的草坪, 在室内从缝隙之间洒下的光线映照在荡漾的浴池中, 使你沐浴在光和自然中, 变成了主体。卒姆托的作品形态和技巧大受地方风土的影响。虽然无法严格的说这个作品是否属于地域主义, 但是应该说这个作品实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所要表达的精神。
5相互交叠
建构的每个要素无不关注诗意的表现和最终建造结果与人互动的反映, 这同时又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 恰恰与地域主义中具体的场所的核心价值相吻合, 而其诗意的表现结果即为抽象的场所所展现的画面。所以我们在这里, 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建构”的概念: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对营造逻辑适宜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说地域主义是一种理想,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的过程就是建构实现的过程。
摘要:以批判的地域主义和建构理论为切入点, 通过提炼对比批判地域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与建构理论的要素, 提出二者的关联性, 指出如果地域主义是一种理想,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的过程就是建构实现的过程。
关键词:地域主义,批判的地域主义,建构,场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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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晓东.从国际主义到批判的地域主义[J].建筑师, 1995 (8) :13-14.
1.“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克服。
马克思在考察异化扬弃的问题上, 已经跳出了现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 从而为异化扬弃明确了方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笔记当中, 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是人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虽然, 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属于存在着缺乏现实考证和科学理论支持的价值判断, 但“共产主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另一种社会制度, 它的提出完全迎合了异化扬弃的主体否定之否定方法论思维模式。所以, 马克思说:“它 (共产主义———笔者注) 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 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1]
马克思所批判的另外一种“共产主义”观点是主张废除“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这种共产主义观点马克思没有多谈。马克思肯定了这两种共产主义观点都有着积极意义, 因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认为异化“扬弃”是人向自身的还原和复归。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有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它们都没有对私有制的本质有着清晰和准确的理解。所以, 它们还是被“私有财产”所束缚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 马克思认为, 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完全的, 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马克思说:“上述未完成的共产主义 (‘粗陋的共产主义’———笔者注) 从各个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式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在持续存在中的证明, 同时它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 (卡贝、维尔加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 , 把它们作为自己是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1]
可见, 马克思超出那些“粗陋的共产主义”者的地方, 在于他以历史视角和历史运动过程的必然性来对待“共产主义”及异化的扬弃, 而不是把它们看成为被抽象出来的环节。“共产主义”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实现这个运动过程。从主体对象化能力角度来看, 共产主义更不是要消灭这种对象化的存在方式, 不是使人本质力量的消逝, 不是返回到不发达、简单状态中去的那种贫困, 共产主义是人本质的真正实现。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 马克思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2]在这里, 马克思并不仅仅是把共产主义当做理想, 而是要使它变成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动力和力量, 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意义。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最终成为了异化思想中“批判”活动的目标和最终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它在异化的批判、扬弃问题上的地位和意义, 将马克思的人学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在了一起, 从而找到了人学与社会学的契合点。
2. 人的全面发展———异化的最终扬弃。
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当人从事动物式的“片面的生产”时, 又似乎成为了真正的生命活动。相对于动物而言, 人的生产活动应该是“全面的”, 只有“全面的”活动才是自由自觉、非异化的劳动。扬弃异化就是要实现人本质, 实现人对象化的生命价值, 实现对生命全面的占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的“人本质的全面性”和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的占有”是相对于动物片面性存在而言的。动物是以动物本能直接去占有自然, 人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与此类似。所以, 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 对象只有在“被我们直接占有, 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 简言之, 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在马克思看来是这样的劳动只是动物的片面性, 而非真正人的主体能动的全面性表现。
“全面性”还有一种涵义, 它指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人能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实现全面的占有。这时人从主体存在转变成为了客体存在, 人具有主客体的双重性质。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到了另一个主体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不是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固定在某种抽象物上。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 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马克思在对“分工”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全面发展观, 把异化扬弃目标置于了新的理论之上。他认为, 在共产主义这种新社会形态当中, 人的活动不再是囿于片面“分工”, 不再受“分工”的约束, 劳动成为了生活需要。“分工”也不再是异己力量, 体现了人片面发展的“分工”已经被消灭, 取而代之的是出于自愿、自觉的多样化劳动。自觉而多样化的劳动形式, 是建立在全面占有个人所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上, 在具体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之上的全面性才是真正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 曾有过个人关系和人能力的原始全面性的阶段。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人类早期阶段, 个体交往从单个的角度来说还算是比较丰富的。“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 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 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 是可笑的, 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 也是可笑的。”[3]可见, 社会关系“原始的丰富性”并不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人对社会关系全面的占有, 更不是人全面发展的真正要义。原始丰富性只能是过去的存在状况, 相对于现在是已然成为过的“历史”而已。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 人们的交往关系因商品、货币的普遍化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一种新型的“全面性”———它建立在物的交往基础上, “物”这种形式的交换价值变成了人们交往的中介。“物”沟通起了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 但是“物”却成为了另一种异己的力量。马克思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 能力的发展就更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 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化的同时, 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全面性, 这是历史的必然, 它比人们在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联系要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 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 已经生成的社会, 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
资本主义毕竟不是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状态, 也不是能够促进人的真正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最终,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形态中才是有可能的。这个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全面发展, 不再以物化为代价, 也不再以人与人普遍异化为条件。相反, 理想化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祛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不平等, 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之间是互为条件。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3. 马克思对异化扬弃的选择和指向。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状况时, 提出了整个人类历史无外乎是人通过劳动的诞生史, 而迄今为止人所有的活动都是异化了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对象化力量以感性、异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对这种异化劳动的扬弃是需要从根源入手, 将异化的扬弃转变成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 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是对人生命的占有, 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从人本学的假设来说, 这是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方面向着真正人的社会存在的复归。
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以否定之否定的思维逻辑, 来实现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社会中, 异化的扬弃也不再需要这种扬弃中介的方法来进行。马克思认为, “社会主义是人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 正像现实生活是人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1]
马克思批判了他们把人的自由放置在“人的概念”这一狭小空间里来讨论, 从而把人的自由也变成了概念的唯心主义做法。马克思说:“桑乔所理解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极端荒谬的。他以为, 到现在为止人们总是先给自己制定人的概念, 然后取得自由, 而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实现这个概念时的需要;人们取得的自由的程度每次都由他们关于人类理想的相应观念来决定;同时在每个个人身上必然会保存着和这种理想不符合的某种残余, 因而这种残余作为‘非人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解放, 或者说只有违反他们的意志才得到解放。”[4]
摘要:对于异化扬弃的历史走向问题,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对扬弃异化的历史必然性。他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所带来的工人异化现状, 同时, 马克思也找到了扬弃异化的方法, 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
关键词:异化,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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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体主义教育,狭隘,自私,爱全人类教育
一、对狭隘群体主义教育的批判
西欧中世纪, 我们总是用黑暗这个词形容中世纪, 或许西欧人民有更强烈的感觉。中世纪的西欧是基督教拥有至高权力的时代, 一切不信仰基督教的人都被视为异端, 而对待异端的方式就是用各种酷刑残害这些不信仰基督教的人, 最为人熟悉的就是钉十字架和用火烧死。狭隘的宗教主义教育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是否还继续存在?
1939年9月1日, 德国发动 “闪电战”突 袭波兰拉开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对于二战的残酷世界各国人民都深有体会, 二战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在二战的6年间随处可见家破人亡、尸横遍野, 德国国内的犹太人更是纳粹党大屠杀的主要对象, 这一切的缘由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对德国日耳曼族民众宣扬日耳曼民族优等血统论。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是否还继续存在?
2008年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急速滑坡, 美国很多企业被迫宣布破产, 国民失业率大增。一些美国爱国主义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失业率大增的一个主要问题, 国会想通过扩大出口贸易、制裁中国出口业振兴国内经济, 同时对人民币施行强制升值, 打击中国的贸易出口。狭隘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是否还继续存在?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某些南方人称呼北方人为“北侉子”, 而某些北方人称呼南方人为“南蛮子”;某些南方人觉得北方人蛮横无理, 而某些北方人觉得南方人性格软弱; 某些南方人觉得北方人是思想、经济落后的穷人, 某些北方人觉得南方人是没文化的暴发户……这些南北方的互相攻击甚至互相谩骂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生活中极其常见。
二、狭隘群体主义教育的性质
狭隘的宗教主义教育、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狭隘的国家主义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群体推行相应的狭隘群体主义教育, 出现了群体内的个人有对自己所在的群体自傲的, 也有对自己所在的群体自卑的, 有无所适从的也有无原则随意倾倒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如此狂热而又如此迷茫, 如此意志坚定却又不知所措? 是狭隘群体主义, 是狭隘群体主义教育在为其滋生发展提供必需的土壤。
狭隘群体主义教育具有狭隘性。从“狭隘群体主义教育”这个短语中, 我们可以看出其存在的狭隘性, 但是这个狭隘性的范围有多大? 相对而言为什么称呼这样范围内的群体主义教育为狭隘的? 这是讨论的焦点。
什么是“群体”? 根据《辞海》的解释, 群体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特点且互有联系的个体组成的聚集体。既然具有共同特点且互有联系的个体所组成的聚集体就是群体, 那么群体所能指代的就所涉甚多。例如当群体指代一个国家时, 国籍相同就是这个聚集体的共同特点, 而同一国家的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是相互之间的联系, 强调国家这一整体的教育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当群体指代一个民族时, 民族相同就是这个聚集体的共同特点, 而同一民族的每个人都是这一民族内的一员就是相互之间的联系, “民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 并在有教养的城市市民阶层中逐渐普及开来, 其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和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1]P152-153强调国家这一整体的教育就是民族主义教育。当然也有群体指代某一性别、某一行业等情况, 这就是我们论述的第一种狭隘性———视角的狭隘性。视角的狭隘性会导致群体内个体的视角焦点总是集中到其所在群体, 而这种视角的焦点集中无形中对其他群体的存在形成一种忽视, 从而形成以本群体为中心的群体主义教育。可能有人会反驳:“我只是很爱我所在的群体, 又没有做损害其他群体的事情! ”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对立和互相攻击是我们极其批判的, 或许我们所疑惑的是当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既没有对立又没有相互攻击, 这样的狭隘性我们是否应该批判?
我提出了第二种狭隘性———感情的狭隘性。我所批判的重心是建立在第二种狭隘性上的, 而第二种狭隘性的产生是以第一种狭隘性为基础的, 且由于视角的狭隘性极易产生感情的狭隘性。举例或许能简洁明了地让我们看到群体主义这种感情的狭隘性。 对于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屠杀, 我们总是用惨绝人寰、丧心病狂形容, 可悲的是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为什么不制止? 当时的德国非纳粹思想的人为什么不制止? 让我们看看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反思:“我们全都有责任, 对不义行为, 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那? ”对于其他民族来说, 这是一种“不相干”的事情, 我们既没有迫害犹太民族, 又没有被纳粹迫害,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待其他群体的视角的狭隘性导致了其感情的狭隘性, 从而选择了漠视这些行为的“不作为”。
不以全人类为基础的单一的群体主义教育都是狭隘群体主义教育, 这种教育具有两种无法避免的狭隘性。
三、狭隘群体主义教育的超越
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两个属性的, 第一属性是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属于人的这个属性, 第二属性是人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文明的属性。詹姆斯·蕾切尔斯在《道德的理由》中提出:“存在一些所有社会必须共同拥有的道德规范, 因为这些规范对社会存在是必要的。”[2]P27本文所论述的爱全人类的教育就是基于本文人的第一属性, 也是所有社会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爱全人类的教育坚持的最根本原则是无论所属群体的范围, 在全人类作为人的第一属性即属于人的这个属性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差异。鉴于这种无差别的第一属性, 爱全人类的教育教给我们的是爱一切人类, 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爱全人类的教育不会像狭隘群体主义教育那样成为一种群体自私的社会活动, 而是一种无私的社会活动。这里用“无私”这个词或许有些人会反对, 因为有人或许会说爱全人类的教育也是自私的, 因为人这一物种对于地球上的物种是被包含的, 抑或有人会说外星人或许存在……我的观点是如果其他物种也能接受爱全人类的教育 (当然如果其他物种能接受的话或许就可以叫做爱全地球的教育) , 我就接受这样观点的批判, 结果显然是不可能的,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在爱全人类的教育下, 全人类是最高视角, 我们所处视角就总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即全人类, 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视角就站在了全人类的角度, 从而消除了爱国主义的狭隘性。进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群体互相的冲 突和不理解。
既然肯定了第一属性, 那么必须分析第二属性。本文所论述的爱全人类的教育不属于某些西方人士宣扬的“普世文 明”, 因为“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做‘文化’或‘次文明’, 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3]P144人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文明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关于正确与错误的观念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假定自己的伦理思想可以与所有的时代的所有人分享, 那就太天真了”。[2]P19
综上所述, 爱国主义教育已不能适应高速发展以人为本的21世纪, 爱全人类的教育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大必不可少的助力, 是新时代社会道德良性发展的基础, 也是我们所追求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美]詹姆斯·蕾切尔斯.道德的理由:第5版[M].杨宗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一、劳动与人的价值
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开始, 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理想境界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劳动, 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对象化世界, 也创造了人本身, 以实在的、直接现实的方式发展人的能力, 实现自我生成。纵观人的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在劳动的推动下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以创造性的劳动得到合理应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 从而使人处在一种和谐状态中的发展。
劳动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却在许多方面造成劳动异化, 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以及劳动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曾深刻地概述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现实, 指出异化劳动表现的要害是人的异化, 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 这是马克思思考异化劳动的着眼点。
首先, 从生产结果看, 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出,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 “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 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92, 现实关系中的人都是“非人”, 因而人的发展被异化, 劳动被彻底否定和扼杀殆尽。在异化的状态下, 劳动者的生产对象既不能实现他自身、又不能满足他肉体需要, 是奴役自己的异己的东西。
其次, 从生产过程看, 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理论的双重思维向度阐发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指出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而不是满足劳动需要, 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这种异化劳动是一种使自己外在的劳动, 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
再次, 从人的类本质看, 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 人的类特性在于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然而, 在异化劳动状态下, 劳动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本性, 自然界、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 类同人相异化[1]97。
最后, 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劳动, 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阶层, 形成一种与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劳动关系, 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与合乎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的“人”相异化。
二、科技作为意识形态与人的价值
从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 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给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西方学者对异化问题的探讨也已扩展到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早在三、四十年代, 霍克海默等就提出了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思想。他们指出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 科学技术像哲学、道德和宗教一样, 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劳动分工, 促使人根本性异化。
60年代,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出版, 标志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马尔库塞认为,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 人们的生活福利大大提高了, 物质的贫穷也大大改善了。但在充裕的物质生活的背后蕴藏着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 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对人的奴役范围, 物质享受的满足, 使人们丧失了反抗精神, 与现存制度一体化, 进入精神的牢笼。人的价值观、理想、感情的灵性都已被社会流行的模式所规范, 丧失了精神自由。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的理论, 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思想。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 它抛弃了理想和价值, 阻碍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 因而更具辩护功能。其二, 它掩盖了实践问题, 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利益服务, 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要求, 而且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 因此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其三, 它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 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 它是透明的, 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2] 。所以,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利于合理的相互作用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 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合理化而是使“相互作用”合理化, 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 实现人的解放、个体化和非统治形式的交往的扩张, 实际上就是生活世界合理化[3] 。而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 在推进劳动合理化的过程中, 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使劳动所蕴含的物化意识渗透到人的相互作用中, 从而引起相互作用的非合理化, 人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批判的人生价值观
(一) 人是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统一, 生命的价值在于批判
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把握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自由的活动”, 这就既区分了人与动物, 又区分了人与自身, 从而凸现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在他看来,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生物“生存”的“生活”, 是能够发现、掌握与运用自然规律, 使之合于自己的欲望、需要与目的、寻求特殊“意义”的活动, 是不断追求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创造性过程。“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既然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人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前提, 但它并不能自动地成为我们的对象。外部世界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它是否进入人的实践视野, 而它能否进入人的实践视野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 取决于人是否具备了感觉和思维它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完善程度。总之, 对象之为对象不是与人无关的, 而是被人以人的尺度接纳、整合的。
人的这种自我意识不仅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对象意识上, 而且表现在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自我反思上, 这种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 就变现为上述以劳动为内容的对人的价值的理论反思。
(二) 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嬗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念的批判性内涵
不可否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确存在某些差异, 但也是立足于新的社会现实对人生价值问题的一种理论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20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 实际上就是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由于国家强化了对经济及其一切生活领域的干预, 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一是国家干预作用的增强, 二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正是这两种倾向使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重要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只关注技术问题而不关心政治实践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 原来需要通过公众讨论的问题, 已经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的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当科学技术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 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也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 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操纵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物的领域, 更是借助于文化, 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与个体的心理活动, 实现对人的政治意识的过滤, 人的自由解放也就离不开对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重新解释和创造性的应用。更富有启示意义的是, 法兰克福学派在深得传统马克思主义之精神的同时, 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当代西方各种社会和文化思潮联系起来, 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展开了极其深刻的批判, 将对人生价值问题的社会批判由劳动批判转换为文化批判, 表达了对文化成为反人性的意识形态的抗议, 对文化商业化的不满, 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反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黄新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9, (1) .
一、马克思批判精神对大学生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一)为大学生思维培养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批判精神是重要的哲学精神,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精髓,其对大学生人格的养成和思维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是大学生思维培养的重要理论依据。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人格的养成和思维的培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关乎大学生自身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马克思批判精神对大学生思维进行有效的培养,是我国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对大学生思维进行培养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根本依据。因此,在对大学生思维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予其充分的重视。
(二)是大学生思维培养的重要的指引
大学生思维的培养必须要设定一定的目标,在既定目标的指引下对其进行全面有效地培养,当前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虽然大学生所接收到的教育不断增多,但是其思维模式较为固化,甚至很多大学生出现负面的思维,对其发展和整个教育事业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坚持马克思批判精神对大学生的思维进行培养能够为其提供重要的指引。马克思批判精神坚持自我批判,能够使得大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对其所接触到的各类信息进行有效的区分和批判,为其思维的培养保驾护航。
(三)有助于检验大学生思维培养的效果
大学生思维的培养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效果,这是当前整个教育界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马克思批判精神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检验标准,坚持马克思批判精神对大学生思维进行培养能够使得大学生自身不断提升其思想意识和分辨能力,使其能够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对其自身的思维进行检验,及时纠正不符合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因素。同时,这也为当前整个教育对大学生思维的培养提供了有效的检验标准,可以使其不断检验自身的教育成果,不断对其教育方式进行改进和完善,进而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整体教育水平。
二、马克思批判精神下加强大学生思维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大学生关于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培养
一方面,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要适度加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精神的相关课程,将其设为必修课,对大学生进行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其批判精神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使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过程中随时能够受其熏陶,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进而提升思维培养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要聘请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及专家,以讲座的形式专门对大学生思维培养进行宣传和教育,提升大学生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视度,进而使其不断纠正现有的思维方式。
(二)加强对大学生思维和精神方面的指引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日常的教育教学对大学生人格的养成和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思维和精神成为指引大学生日常行为的关键力量,对其整个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校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思维和精神方面的指引,通过开设相关的课程和成立专门的学生辅导部门等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引导,使其能够从现有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要依据马克思批判精神不断优化大学生的思维模式,鼓励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切实提升自身的精神修养和精神境界,进而不断提升对大学生思维培养的效果。
(三)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思维方面的检验
对大学生思维进行培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依靠高校,而更多的是要依赖大学生自己。因此,必须要时刻鼓励大学生以马克思批判精神为基础和导向,使其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思维方面的检验。各高校要进行马克思批判精神方面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各种途径督促大学生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批判,使其能够通过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批判精神进行自我思维方面的检验,进而不断提升马克思精神下对大学生思维培养的效果。
三、总结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坚持马克思批判精神有助于加强和深化对大学生思维的培养。随着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精神的不断优化和发展,必须要从加强对大学生关于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培养、加强对其思维和精神方面的指引以及鼓励其进行自我思维方面的检验等方面出发,以全面加强和优化对大学生思维的培养。
摘要: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对我国教育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批判精神更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当前,大学生思维的培养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马克思批判精神对大学生思维的培养具有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对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强化对大学生思维的培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大学生思维,培养
参考文献
[1]崔国军.试论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J].东方企业文化,2014(04).
[2]吴燕.引领社会思潮的一个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复位[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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